郑永年:人类与坚韧的病毒

2019冠状病毒的起源和扩散,指向了人与自然关系中的严峻问题。尽管人们对病毒到底源自哪个国家并无定论,科学界公认病毒源自人与自然的不当接触或互动。这就要求人们必须也应当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因为如果人类找不到一种与自然相处的合适关系,不同类型的病毒会不断重现,影响甚至惩罚人类。

病毒本来就是人类历史的一部分,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因此,一部人类历史也是一部病毒产生和传播的历史,一部人类和病毒较量对抗的历史。人们可以自信地预测,这部历史永远不会终结,所不能预测的只是病毒和人类两者之间谁主沉浮的问题。

病毒的存在是客观的事实,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病毒和人类建立关系则是人类文化活动所引起的。早期,随着农业的发展,人类的足迹开始到达偏远的“五湖四海”。近代工业化和城市化更是完全消灭了人类与自然之间的边界,史无前例的道路建设、森林砍伐、土地清理,使得野生动物居无定所,人类就是这样在自身和野生动物之间确立了紧密的关系。伊波拉病毒、沙斯(SARS)、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以及现在的冠病病毒,都与野生动物有关。大范围流行病通常始于动物体内的病毒,当人类与它们接触时,病毒就到人类身上。

      人类在野生动物上所发现的商业利益(利润),更是促成了野生动物贸易进入城市中心,搬上了人们的餐桌。宠物业的迅猛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甚至变成了很多家庭的核心成员。在香港,人们发现宠物狗也感染了冠病病毒。发现动物感染病毒并非什么不寻常的事情,此前沙斯和中东呼吸综合征都有类似的案例发生。因为人类的自私性,宠物在很多场合变成了弃物,如果宠物也可以传播病毒,那又会增加病毒扩散的途径。

病毒的全球化

随着近代开始的全球化而日趋增长的旅游和贸易等活动,也促成了病毒的全球化。冠病病毒在全球范围内的扩散,已经导致越来越多人对全球化做深刻的哲学思考。病毒不仅对本来已经放缓的全球经济造成了又一次的沉重打击,而且促使人们从更深层次对全球化的观念发生了质疑。在围绕世界该怎样整合或分离的激烈辩论中,冠状病毒的传播可能是一个决定性时刻。甚至有人认为,冠状病毒在全球范围内的扩散,是对全球化的最后一击,或者是“压在全球化骆驼背上的稻草”。

对科学的迷信更是人类对病毒傲慢态度的来源。近代以来的发展无疑是人类科学技术进步所推动的,这导致了越来越多的人深信科学是万能的,总是有能力制服任何一种病毒。从政治人物到普通民众,人们似乎都把病毒当作自然灾难来应对,坐等它们发生,并天真地相信一种新病毒发生后,人类能够迅速研制出疫苗或药物。

不过,事实远非如此。直到今天,人类仍然没有能够研发出针对2002年、2003年沙斯病毒的疫苗,也没有针对爱之病、兹卡病毒(Zika)或一系列新出现的病原体的疫苗。实际上,人类的利己性质往往给病毒和病毒的变种很多机会和空间。经验表明,在两次疫情暴发间隙,各国(无论是怎样的政治制度)行为表明,因为政府的短视和资本的趋利性质,造成了投入资金预防的意愿大幅度减弱,针对零星病毒性疾病的疫苗和药物市场,不足以推动研究和开发。

也就是说,人类在病毒面前往往表现为无奈。如果这样,人们就要重新思考和定位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在人类和自然的关系上,无论东西方,人们的认知是有一个过程的,但总体上看,这是一个人类从谦卑到狂妄的过程。

在西方,这种变化表现在自由主义的演变过程之中。在东方,自由主义更多地是被理解为一种政治经济思潮。不过,西方自由主义也表现为一种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近代以前,在亚里士多德式对自然的解释中,人被视为是自然秩序的一个内在部分;人本身被视为是被自然固定的终极点,是不可改变的。

既然人性与自然世界秩序具有一致性,人既要和自己的本性保持一致,也要和自然世界保持一致。尽管个人的确可以自由地与自己的本性和自然秩序背道而驰,但这种行为会损害自己,既破坏人类的善的方面,也破坏自然秩序。在中世纪,无论是亚里士多德神学还是阿奎纳神学,都试图阐述自然给人所设置的限度。

近代以来的自由主义哲学,则拒绝所有这些自然加于人类之上的限制。就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自由主义经历了两波革命。第一波革命发生在文艺复兴,主张人类应当应用自然科学和经济的力量,去实现对自然的主导权,成为自然的主人。就思想渊源来说,第一波革命始于英国的培根。

培根质疑亚里士多德和托马斯主义的自然观,相信并主张人类对自然的“主导”和“控制”权。培根的这些思想是西方早期自由主义的基础。自由主义惊讶于自己对“经济秩序”的大发现。他们发现,基于自由市场基础之上的经济制度,可以为人类所用,是人类征服和主导自然的有效武器。

不过,早期自由主义还是认为人性是固定的,不可改变的。或者说,就其本质来说,人性是恶的,人性的恶可以被各种因素所遏制,但恶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因此,早期自由主义者一方面认为,人的“恶”可以用来增进经济和科学教育制度,从而增进人的自由,提高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另一方面也认为人类可以设计各种制度(例如分权制衡)来遏制“恶”,使得“恶”维持在一个可以接受的程度。

第二波革命发生在19世纪,这波革命彻底改变了自由主义者对人本身的看法,认为人的本性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有能力改变以求得道德上的无限进步。自由主义者把第一波革命称为“保守的自由主义”,而把第二波革命视为是“进步的自由主义”。

第二波革命的自由主义者对第一波自由主义的人与自然观都持批评态度,认为他们都不够“进步”。不难发现,从卢梭到马克思,从密尔到杜威,到当代各种跨越人类主义者(transhumanists),人们都拒绝人性是固定不变的观念。他们想把第一波思想家的人类征服自然的想法,应用到人类征服人性本身。今天的跨越人类主义者认为,人类可以借助科技促成人类本身超越其物质和心智的限度而得到演化。生物基因技术的发展正在使得越来越多人相信,“死亡基因”终将被发现、被剪除,人可以超越年龄的自然限制而得到永生。

天人合一与人定胜天

在中国,人们对人与自然的看法也基本上经历了类似西方的进程,也是一个从谦卑走向狂妄的过程。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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